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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www.1495.com 上传时间:2019-05-04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通常称之为“十六条”。

  毛泽东甚至当着刘少奇和常委们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却,一次又一次承认错误。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

  陈伯达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好评,他连升两级。

  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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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跃为第五号人物,除了他在反工作组这一“错误路线”斗争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因为他在起草《五·一六通知》之后,又写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毛、刘总摊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对刘、邓发起总攻击的号令,是在1966年10月1日通过林彪之口发出的。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通常称之为“十六条”。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8月9日,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头条位置全文发表了“十六条”。8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声称“十六条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一个明显的讯号,在中共高层政治圈子中产生震动。

  自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海洋”。每一次接见,毛泽东穿着一身军装,只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巨手”,没有发表讲话。他已被封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一开口便成了“最高指示”。所以,他在公开场合,只由紧紧站在他的身边的那位弱不经风的“副统帅”林彪,用尖利的嗓音发表一次次的讲话。林彪的讲话,在那时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各种场合的会议,人们也高呼这样的口号。“十六条”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的。据陈伯达回忆,着手起草是在1966年6月下旬。王力也参加起草工作。据王力回忆,在周恩来回国时,他正在钓鱼台和陈伯达一起起草“十六条”,当时他跑步去通知康生,告知周恩来抵京的时间,康生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离开巴基斯坦是1966年6月30日,归国途中视察了某导弹试验基地,然后飞回北京。所以王力的回忆与陈伯达回忆是相符合的。

  那是1966年7月27日至30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尽管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没有开,会议的公报的初稿却在陈伯达的主持之下已经写好了!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照例由林彪发表主旨演说。

  “十六条”前后改过多次。陶铸、王任重、张春桥参加过一些修改工作。

  据王力回忆,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惊:

  往常,林彪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只是事先让秘书“拉条子”———写提纲,准备材料,他喜欢随口而说,甚至把提纲撂在一边。可是,在如此庄重盛大的场合,林彪只能“照本宣科”,按照“秀才”们为他拟好的讲稿照念。

  1966年7月16日,陈伯达交出供讨论用的第一稿(此前的几次草稿不在内),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问题》。最初并没有十六条,而只有十三条,毛泽东阅后,作了修改。

  第一,为何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没有刘少奇?

  这一回,林彪的讲话稿,是由陈伯达和张春桥一起捉刀的。

  7月26日,印发第二稿,以供翌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题目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政策问题》。

  第二,送审传阅的名单上,主席后边即是林彪。

  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林彪发表讲话时,他站在毛泽东的右边,而毛泽东的左边站着刘少奇。据云,这是周恩来煞费苦心排定的位置。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而十月一日是国庆节,怎能把刘少奇挤到不醒目的地位?可是,把刘少奇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势必会引起“中央文革”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把宋庆龄、董必武安排在刘少奇旁边,宋庆龄、董必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么一来,“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毛泽东、林彪也同意了。

  7月29日,根据讨论的意见作了若干修改,印发第三稿,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一题目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此后一直沿用这一标题,直到正式公布。

  第三,初稿上,曾引述了刘少奇几天前发表的一段话,给勾掉了!那是7月22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最坚决最热烈地支持越南胡志明主席7月17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公报的初稿曾引用了刘少奇声明中的几句话。

  林彪所念的讲话稿,激烈地攻击着站在毛泽东另一侧的刘少奇。林彪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8月3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又改出第四稿。

  这三件事,已经清楚表明,刘少奇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挨批判—连公报初稿都不再送他审阅了!另外,也清楚表明,林彪即将取代刘少奇—会议还没开,林彪已名列第二了!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显然也就是“刘少奇路线”的代名词。

  8月8日,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时,再作若干修改,成了第五稿,即正式见报的定稿。

  紧接着,1966年8月1日这一天,发生三件大事:

  为了提出这么个新的代名词,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煞费苦心。

  “十六条”是“二十三条”和《五·一六通知》的“左”的继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纲”。

  第一件,《人民日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信,为林彪成为“副统帅”造舆论。

  自从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江青便作了“注释”。她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以下是“十六条”的摘要:

  第二件,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红卫兵,取义于“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原本是北京青年学生中的秘密组织。毛泽东在信中说,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之后,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的“热烈的支持”下席卷全中国。而毛泽东也就成了他们的“红司令”。

  关锋又对江青的话,作了“发挥”:“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是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司令部。”不言而喻,关锋所说的“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指的便是刘少奇、邓小平。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当前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阶段”。“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件,中共高层人士进行大变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天起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毛、刘在这次会议上总摊牌。74位中共中央委员和67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47人列席了会议。

  姚文元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提到了路线问题:

  二、主流和曲折:“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阻力主要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甚至当着刘少奇和常委们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据云,张春桥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把刘少奇对《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批语,送交毛泽东。如同火上加油,毛泽东看后,益发对刘少奇反感。毛泽东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刘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却,一次又一次承认错误。毛泽东却不满于刘少奇的这些检查,以为他并非“不知不觉”。终于,在8月5日,毛泽东以十分偏激的心情,写下了讨刘檄文,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不过,姚文元的大字报,并未说得非常明确。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随着反工作组的斗争逐步深入,一次又一次提到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要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重炮猛轰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使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从此一蹶不振。也就在这篇《炮打司令部》中,毛泽东表扬了陈伯达主持写作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是“写得何等好啊”。这样,陈伯达的晋升,也将是无疑的。

  “两条路线斗争”也由“秀才”们提出来了。“两条路线”中的一条,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叫什么路线呢?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陈伯达立即“紧跟”,写了大字报,坚决拥护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陈伯达成了“反刘英雄”。他的大字报被作为会议文件印发。

  按照“对偶”的原则,陈伯达拟出了“新名词”,即“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要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

  听说毛泽东“炮打”刘少奇,原本在大连、没有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林彪,在8月6日坐专机赶回北京。空军司令吴法宪去机场迎接。8月8日,林彪接见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对他们鼓励了一番。林彪宣称“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

  在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稿时,陈伯达把一“新名词”写入了讲话稿,毛泽东、林彪在讲话稿上画了个圈,表示讲话稿可用。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陈伯达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好评,他连升两级。

  陶铸看了讲话稿,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向毛泽东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

  九、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它们都是文革的权力机构。这些组织的成员都必须由群众选举产生,当选者如果不称职,可以改选,撤换。

  会议决定补选6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成为其中之一—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样,他从中共八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决定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共选11人,陈伯达当选。这样,他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经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念了这个“新名词”之后,当天晚上,当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敞篷车去看焰火时,张春桥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毛泽东答道:“以后就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教育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这11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字的排列顺序,几经改动,才予正式公布。最初的名单据陈伯达和王力回忆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邓小平怎么会名列第4呢?因为他在选举政治局常委时得全票,所以列于毛、林、周之后,居第4。

  据关锋对笔者说,是他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他是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加以演绎,理所当然被毛泽东所采用。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看到这张名单,大为不满。她说:“邓小平过去名列第7。

  据王力回忆,周恩来当时不在场,不知道。周恩来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向毛泽东提出异议。王力回忆说: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的政策:只要他们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不里通外国,就要团结他们。

  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升到第4位?不行!这样排不行!”

  总理是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找了主席。事后他对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

  江青不敢找毛泽东,而是去找林彪,说出自己心中的不满。江青的话,正是说出了林彪的意思。于是,把邓小平排列到陈伯达之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主席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Line(反动路线)好。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江青看了名单,仍不满意。江青说:“‘老夫子’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

  总理知道这是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

  十五、军队:军队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执行。

  根据江青的意见,陶铸从末位一下子升到第4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总理又找了关锋,关锋向他解释了半小时。总理说关锋同他主要讲了民主革命时期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应当不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这一次排定的名单,成为见报公布的名单,江青开创了中共党史上的“史无前例”—一个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人,竟有那么大的权力,去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

  总理以后就照着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总理把主席、关锋驳掉是不可能的。

  “十六条”与“二十三条”、《五·一六通知》一脉相承,都强调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为第5号人物!尽管他自称“小小老百姓”,实际上已成了一个手握大权的“大首长”。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根据毛泽东十月一日晚的意见,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8月4日,当时还在大连的林彪,看了“十六条”,打来长途电话表态:“这个决定是一个很革命的决定,它保证了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证了能够把运动坚决地扩大和深入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我完全同意中央全会的看法和方针。”

  须知,在1945年中共七大,陈伯达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按排列顺序是第47号;1956年在中共八大,陈伯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第21号;这一回,他越过了刘少奇,越过了朱德,越过了陈云,越过了邓小平,一下子跃为第5号人物。他在党内举足轻重了!在这张名单上,陈伯达排在康生之前—在陈伯达和康生之间,还夹着邓小平。这表明,虽然陈伯达和康生同为“理论家”,但是如今陈伯达的地位在康生之上。

  在林彪讲话的第三天———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了。这篇社论由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标题是陈伯达亲自拟的。据王力回忆,社论初稿中用的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此,社论推迟到十月三日晚上才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十月四日见报。这篇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8月7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作为会议文件印发。8月8日,通过了“十六条”,全会便转入了对刘少奇的批判。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无可奈何,8月10日,刘少奇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说:

  社论刚刚发表,十月六日,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十万人,举行“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主席不在家这一段由我主持工作,我绝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压下挤。革大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定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声在全中国响起,刘、邓面临着被彻底打倒的危机。

  在“上压下挤”之中,刘少奇果然“下台”,虽然他名义上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第八,实际上是靠边了。

  林彪升为第二号人物,他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由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没有宣布撤销刘、周、朱、陈的副主席职务,但从那以后,刘、朱、陈受到“文革”冲击,周恩来也意识到林彪咄咄逼人,便嘱咐新华社,“我的名义用政治局常委吧,不用中央副主席名义”。这么一来,在报上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名义出现的只有林彪,他实际上成了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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