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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管理工夫跟不上垃圾增速,靠什么让垃圾分

文章作者:收藏拍卖 上传时间:2020-04-01

鼓励居民简单装修,减少各类资源的浪费,从源头上减少垃圾;鼓励人们自觉分类,把资源化的垃圾分离出来并回收,仅倾倒无法处理的垃圾,这需要相应地建立一套基于称重的垃圾收费体系。它诉诸于人的生物本能,这将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7月1日对上海,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国内最大规模的垃圾分类之战,正式打响了……

当前,城市垃圾处理已经成为政府一项重要研究议题。特别是对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地区,一方面人口密度高,垃圾产生量也随之加大;另一方面,受限于土地面积有限、处理能力与需求之间不匹配、处理成本高等,垃圾处理难度较大,垃圾围城现象日益严峻。

上海在全国率先推行垃圾分类了。这是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所要求的。

2019年6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9部门在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又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决定自2019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意味着垃圾分类工作的全面展开。《通知》要求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上海,这次真真正正成为了全国的先锋,责任重大了。

与此同时,垃圾综合处理与利用涉及垃圾分类、回收、处置、资源化利用等诸多环节,需要综合发挥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力量,仅仅依靠单一主体、单一措施、单一部门,往往很难彻底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从金融学角度看,垃圾分类措施在实行过程中的难度不小。我在早几个月出版的《货币起源》中分析过,要推行一种新的道德,就一定要配套建立一种新的价值体系。

垃圾分类之战的本质:城市新排污系统

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6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显示,2015年全国246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8564万吨。其中,北京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最大,为790.3万吨,位列其后的是上海、重庆、深圳,均超过570万吨。

说起来,在这方面上海是有成功先例的。上海最早在全国实行了本地车牌拍卖制度,这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车牌的一种分类制度,凡是挂外地车牌的机动车,在高峰时间就被限行,而且若违反限行的话,会被罚款和扣分;凡是本地车牌的车主则被免于这方面的烦恼。这样一来,通过限制外地车就实现了车牌分类,使得拥有上海车牌成为了一种资源。沪牌车的资源可以交易,形成市场价格,这就建立了一种价值体系。虽然一直有争议,但上海拍卖本地车牌的效果不错。在世界特大型城市中,上海的交通状况相对而言要好得多,这是有目共睹的。

细思这次上海垃圾分类战,其核心就是新建整个城市的 “第二套城市排污系统”。如果说传统的城市地下管道系统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排放城市污水的话,这“第二套城市排污系统”排放的是分类垃圾,唯一的不同是没有管道,人人都看得见而已。

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发达城市,普遍面临垃圾处理能力跟不上垃圾增长速度的问题。

上海的苏州河黑臭了几十年,多年的治理都不怎么见效果,直到本世纪初,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高速发展以后,苏州河两岸的制造业企业很快就得以搬迁,苏州河的状况才有了根本的扭转。今天,苏州河沿岸真的可以算是上海的一道城市风景线了。而在金融学者看来,苏州河治理工程只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土地的级差地租。靠近市中心的其他地块的土地价格大幅上涨,造成了搬迁污染企业和治理苏州河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因为治好了苏州河就使得沿岸的土地可以实现大幅度的升值。所以,苏州河这个老大难问题得到顺利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上海有了土地市场,房屋可以自由买卖,这就形成了一个价值体系。

这是一个讲究整体性、系统性和全覆盖式的大工程。其第一步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分类垃圾处理系统,这个系统是非常庞大的,且必须一直分下去,分到整个垃圾处理完成,才可以算功德圆满,任何一个环节卡住了,前面的所有分类都是无用功。

以北京为例,目前北京的垃圾日产生量为1.84万吨,每年垃圾增长比例为8%,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几乎全部超负荷运行,负荷率达到67%。

建立一个价值体系的目的,是使得正确的事可以持续地做下去,在这个价值体系中,人们只要做正确的事情就能够获得正面的激励,而那些违反这个价值(道德)体系的人,就会受到惩罚。因此,价值体系一定是和道德体系同时建立并共同维持的。

但是,仅做好垃圾分类还是远远不够的,建立以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为系统的环环相扣的高效顺畅的垃圾处理系统才能有效地解决垃圾处理难的问题。

上海也面临同样问题。2016年,上海全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为23100吨/日,与平均每天23900吨垃圾无害化处理需求相比,仍有一定缺口。

比如,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垃圾分类的国家之一,目前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65.6% ,是全球垃圾分类水平最高的。基本按照“谁产生垃圾谁负责处理”的要求,遵循收支平衡原则,德国以垃圾处理总支出反算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居民需把碎玻璃、大件垃圾、有毒有害或电子废弃物投放到专门的回收站内,或购买垃圾处理券委托环卫局回收。饮料容器实行押金退还制度,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中包含一定金额的押金,在退还空容器时返还押金。

垃圾分类重在两头:居民所在源头的垃圾分类和企业在尾端的垃圾处理。在整个垃圾分类的链条里,其实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垃圾的分类处理能力。把垃圾填埋是最省钱、最省事也是最不负责任、最对不起子孙的做法,发达国家已经把它降到1%以内,基本是不能再降的程度。

近年来,城市垃圾处理已经演变成一个区域性难题,垃圾异地非法倾倒事件频发,对区域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如果让金融学者来设计上海的垃圾分类制度,他可能首先会考虑这样的问题:建立整个价值体系最基础的标的物是什么?怎么才能让这个最基础的标的物变得有价值?这样的思路最早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艾罗。对,就是那个被精算师们奉为鼻祖的艾罗,他在1967年主持设计了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儿类似大气分类排放)体系。按他的想法,先确定基础标的物是什么,然后建立价值体系。结果是他把无污染的空气视作基础标的物,被污染的空气(二氧化硫)需缴纳排放费才能向大气层排放,而且排放权一定要可交易,这就鼓励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行业:二氧化硫处理行业。

现在已经找到控制燃烧垃圾污染大气的方法,因此,垃圾的焚烧将来会是垃圾减量的决定性方法,而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才是最根本的王道。

2015年10月,1400吨生活垃圾从浙江桐乡“乘船”来到凤台县境内填埋,造成土壤污染,饮用水源破坏,浙江桐乡市乌镇镇政府、濮院镇政府、梧桐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等4家单位被告上法庭。

《京都议定书》以及《巴黎协定》有关建立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的设想正来自于艾罗的设计。借鉴艾罗的这个想法,金融学者或许就会这样设计垃圾分类体系:首先,确定无污染的土地为基础标的物,对排放垃圾侵占土地的收费,即垃圾要称重收费,这就会建立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会产生两个作用,催生一个垃圾处理行业,从源头上遏制过度包装以及过度消费。

城市生活垃圾由“混装混运”向实行“分类分流”转变,将逐步形成四类垃圾分门别类的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网络体系。流程更加复杂,收运网络相当于增加四倍。同时,对于湿垃圾和有害垃圾,没有中间转运环节,直接从投放端到处理端,防止造成二次污染。因此,对湿垃圾和有害垃圾需要建立专门的运输系统。

2016年3月,据媒体曝光,警方在河北省巨鹿县查获一起跨省非法倾倒固体废物垃圾案,现场发现由山东省非法运输至巨鹿的垃圾400吨。

不妨设想一下,每家每户有一个标准大小和重量的垃圾箱,每天小区派人收垃圾时要称重,每公斤垃圾假设收费10元,每月出一次账单。这样一来,就会有人开始对这些垃圾进行资源化分类,送到再生资源工厂去回收,剩下的垃圾再按可燃烧和不可燃烧分类,可燃烧的,送垃圾发电厂;不可燃烧(往往是过度装修的业主扔出来的大量的水泥砖块)送去称重收费的垃圾倾倒场,由于可回收、可利用和可燃烧的垃圾都已被分离出来了,那些去各小区收垃圾分类并最终倾倒在垃圾场的人就可赚取差价。在我看来,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这些处理分类垃圾的人所做的工作,比那些满街跑电单车送外卖的人,对社会贡献更大。

在日本,垃圾的收集和转运由城市的各区负责,各区会根据垃圾种类和产量的季节性变化制定详细的收集计划,对垃圾收集点的设置及收集频次进行合理调整。而对于部分收集运输范围较大的城市,通常会设立垃圾中转站,以便把垃圾从中小型车辆转运到大型运输车辆。

2016年6月,172吨生活垃圾从深圳偷运到清远,另一批跨省北上,倒在了江西赣州于都县。

鼓励居民简单装修,减少各类资源的浪费,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同时鼓励人们自觉分类,把资源化的垃圾分离出来并回收,仅倾倒无法处理的垃圾,这需要相应建立一套基于称重的垃圾收费体系,这个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就不必依赖于社区大妈的严防死守,也不依赖于人的环保自觉,它诉诸于人的生物本能,这将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同时,在垃圾清运的过程中,环卫部门装运垃圾车辆多次往返,每次仅运输一种垃圾,由此避免了“混装混运”。不同类别的垃圾被运输到不同的垃圾处理工厂,然后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2016年7月,上海垃圾非法倾倒苏州太湖西山岛事件和上海垃圾非法倾倒南通海门江心沙农场事件相继曝光。

其实,艾罗对建立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是持保留意见的。他的看法直截了当且一针见血:人们无法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一个针对二氧化碳基础标的物的价值。而二氧化硫和居民垃圾则是本地化的排放,比较容易确定价值体系。简言之,确定一个基础标的物,建立一个价值体系,鼓励人们去做符合这个价值体系的事,这就是金融学对垃圾分类的处理方案。

这次上海的垃圾分类之战,根据上海市制定的三年行动计划,就需要重构上海的城市垃圾处理系统:到2020年,要建成8000个回收网点和210个中转站,要求配足、配齐分类运输车辆。

2016年12月,近万吨来自浙江海宁市的生活垃圾被倒入长江河道,垃圾浮于海面,并随涨潮在两岸积成带状,绵延数公里,造成长江口水域严重污染。

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希望上海不仅在全国率先实施垃圾分类,也能在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措施方面为全国其他地市探索一条可持续的环保之路。

另外,上海市还要重点进行垃圾运输车辆和中转设施的改造。目前,上海湿垃圾每天产生量为7000吨,按每车可运5到10吨湿垃圾,每天运两次计算,至少要增加300~400辆湿垃圾车。

垃圾异地非法倾倒与城市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具有密切关系。以上海为例,据统计,近年来上海市60%以上的建筑垃圾是通过码头转运至江浙两省,用于低洼地回填、便道铺设、场地标高等。

相比而言,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的产生量会少很多,每个区配备的车辆在10 辆以内。而对于干垃圾的收运来说,由于干垃圾定点定时投放,对于车辆的使用频次、出动要求都要提高。中转设施方面,上海41座大型中转站将实现干、湿垃圾分类转运,市属中转码头还将设置45只湿垃圾专用集装箱;2020年,湿垃圾专用集装箱将达到180只。

但非法倾倒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建筑垃圾全面停止外运,开展自行消纳,而目前上海除浦东机场围区、奉贤柘林塘、南汇东滩等几处应急处置点外,现处于备案有效期内的建筑垃圾消纳卸点只剩300余处,库容仅有5000余万吨,面对每年约1.3~1.5亿吨的建筑垃圾产生量,消纳卸点处置能力捉襟见肘。

通过建立完善的分类、储存、运输、处置系统,融合生态、科研、公司、基地、居民为一体的垃圾处理产业链,大力推进垃圾的资源化处理模式。

“垃圾围城”给城市管理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破解“垃圾围城”是中央实施循环经济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必然要求。我们认为,垃圾分类减量或是破解垃圾围城难题的首选方案。

城市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与其说是环保问题,不如说是产业链和利益链的问题。只要处理好,会有各种方式和手段,促成各类目标的实现。而且,在这场垃圾分类战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明白,政府才是真正的主角,企业与居民只是配角。

把握前端,推进垃圾分类减量

只要政府部门工作到位,其结果会令人惊奇:以垃圾分类处理最先进的瑞典为例,瑞典人的生活垃圾中,被填埋的非可再生垃圾只占1%,36%得到循环利用,14%再生成化肥,另外49%被焚烧发电。瑞典自己的垃圾不仅被处理得干干净净,而且每年还要进口垃圾供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垃圾收费:未来垃圾分类的归结点

垃圾分类减量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立足前端,不断完善集“分类——运输——处置”于一体的系统化减量体系。

目前,政府部门正在研究探索垃圾处理收费制度。2018年7月,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及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意见要求全面建立覆盖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这意味着,在鼓励、试点、强制等手段之后,未来垃圾分类或将进入收费时代。

一是注重源头分类,全面提升机关、事业单位、学校等职工和社区居民的源头分类意识,探索“互联网 ”等垃圾分类新模式,提高垃圾分类水平。

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主要经历三个阶段。

二是完善专项分流运输体系,支持运输单位对低附加值、高附加值等垃圾进行分类运输,探索低价值可回收物的回收补贴机制,出台分类指导政策,不断完善垃圾分类机制,实现资源回收增量和生活垃圾减量。

第一阶段:以资源回收利用为导向的垃圾分类。新中国成立之初物资较为匮乏,将垃圾分为两大类,即能回收利用的一类和不能回收利用的一类。在当时以供销社体系为主导的回收系统,环境污染问题并不是首要考虑的要素。

整合资源,放大垃圾分类空间

第二阶段:以市场自由调节为主的垃圾分类。改革开放开始,供销社系统瓦解,而被废旧物资市场代替。各类小商贩和“拾荒者”成为废旧资源再回收利用的主力军,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无法解决那些无回收价值垃圾增量的问题,也无法解决垃圾在末端处理中的各类问题。

空间保障是垃圾分类减量的重要支撑,可通过优化原有空间、整合其它空间、开拓新增空间等方式做大垃圾分类空间。

第三阶段:以方便末端处理为导向的垃圾分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物质生活的丰富,垃圾的种类和产生量急速增长。而末端的垃圾处理能力跟不上垃圾增长的速度,出现“垃圾围城”的现象。从而倒逼前端垃圾收集工作,开始垃圾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理,减少环境污染。

一是根据城市区域人口、产业等变迁情况,优化垃圾的中转、处置等空间布局,实现运输成本最小化、资源节约最大化。

垃圾收费的出发点其实并不是收费,而是垃圾的减量。尽管垃圾收费有助于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垃圾处理体制,可以给末端的垃圾处理企业补贴,以调动垃圾处理企业的积极性。但垃圾收费的根本作用还是会因垃圾收费,让居民减少垃圾的产生量。

二是释放环卫系统空间,将其拆分成垃圾存储空间和分类空间两部分,在城市各大居民区设立分类空间。

收费只是一种屡试不爽的制约手段,而垃圾的减量,才是让整个垃圾处理体系走向良性循环的根本措施,否则,再完善的垃圾分类体系,也有崩溃的一天。

三是鼓励城市各个街道腾出一部分空间用于生活垃圾小型压缩站建设,探索建立市场化运营机制。

在垃圾分类实施比较好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实施垃圾收费,因此,垃圾的收费将是垃圾分类的终极措施。目前,德国对生活垃圾实行按户收取“垃圾处理费”制度,费用根据本市垃圾收运处理成本制定,并由垃圾管理部门按季度统一收取。

因时制宜,推动“两网融合”

同时,德国很多城市采取“按量收费和按类收费”制度。此外,对于分类不合格的垃圾,垃圾清运车辆有权按照剩余混合垃圾收取处理费或不予收运。为强制居民分类投放垃圾,德国政府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处罚规定,并设有“环境警察”。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体系与废旧物资回收系统“两网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分阶段逐步实现“两网”深度融合,强化垃圾分类推进合力。

另外,为促进塑料瓶回收利用,德国还推行了回收押金制度。购买水或者饮料的同时,提前征收瓶子押金,喝完饮料并将塑料瓶丢进回收机器之后得到押金退还。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瓶罐类垃圾的回收,减少资源浪费。

一是推动空间和人员等硬性载体的率先融合,赋予垃圾回收人员“垃圾回收”和“垃圾分类”双重职能。

除了针对居民的垃圾收费手段,对于生产商,德国也开始推行 “垃圾二元回收系统”,回收利用成为主要方式。贯彻生产者责任制度,生产商和经销商必须对产品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垃圾,通过严格的预处理进行分类,将可回收的垃圾进行循环和再利用,最终将剩余的无法被回收利用的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

二是重点促进垃圾源头收集、再生资源回收、垃圾中转和处置、市容环境、污染排放等政府相关部门管理职能的融合,推动补贴机制、考核机制、监督机制等深度融合。

上世纪90年代成立的绿点公司,针对包装垃圾建立了一个二元回收系统。在这个体系中,生产商和销售商付费给绿点公司,委托其代为收集包装垃圾,绿点公司利用企业交纳的费用负责收集包装垃圾,进行清理、分拣和循环利用。这一方面使得生产商和销售商承担其产品包装回收的责任,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其生产运营成本。在垃圾“二元回收”系统的影响下,德国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优化配套,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持久之战:持续投入坚持不懈才有胜利

垃圾分类减量怎样才能落实到位?我们建议,应加快生活垃圾中转站标准化建设,完善垃圾分类设施体系建设。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垃圾分类见成效,德国用了40年,日本用了27年,成绩喜人,但照样没有尽善尽美。因此,对待垃圾分类,“群众运动”、“速战速决”、“一招制胜”等方式都是行不通的,只有持久战的做法才是胜利之道。

一是加快城市垃圾分拣中心建设,城市各区域可探索建立垃圾分拣中心或与其它区域合作建立分拣中心,推动中转站标准化改造。

这些年,一些城市所谓的垃圾分类一直在装样子,做面子工程,基层在应付检查,上层在做环保秀。而这次魔都上海才是真正的开战,其核心是新建上海整个城市的“第二套城市排污系统”。如此浩大的一个工程,若想在短期内完成一定是不现实的,而其中难度也可以预见。

二是研究建设一批城市垃圾处置场所新项目,提高生活垃圾处置能力,缓解超负荷运行态势。

目前上海已经有了一个三年计划,但这远远不够,至少应该制定扎实详尽的十年计划。而且在战略上一定要藐视:既然是持久战,打就好了,没什么可怕的,但一定要打到底,不胜绝不收兵。

三是健全再生回收系统,重点提升湿垃圾、可回收物、居民建筑装潢垃圾等资源化处置能力,建设兼具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功能的交投点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处置基地。

另外,如果垃圾分类对年长者是个难事,完全可以让年轻人和孩子承担这份家庭工作,结合垃圾分类的奖励,使之成为孩子赚零花钱的一种来源。寄希望于下一代,一定能成功。

四是构建高效的工作机制,强化对城市的区、街、镇考核力度,完善垃圾分类和处理费减免制度,探索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

这么多年垃圾分类,其实最打击人、最让人对垃圾分类有幻灭感的是你辛辛苦苦分好类的垃圾,被混在一个垃圾车里拉走,最后填埋了事。如果人们都不相信垃圾分类,这才是最大的大事。

多元共治,理顺利益机制

而在新系统建立期间,则需要政府持续的投资和督导,通过高强度和高频率的宣传来一点点改掉居民混扔垃圾的习惯,让居民习惯于垃圾分类。

破解“垃圾围城”的核心环节之一,在于理顺各主体利益机制,构建以政府、企业、居民、NGO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垃圾综合治理格局。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上海的垃圾分类之战就是一场硬仗。其中最关键的部分,还是后端的垃圾处理系统一定要完善和够用:只要大渠建好了,水一定会汇聚过来。只要上海市政府能够持续投入,一直打下去,期间无论多么困难,最终没有打不赢的道理。

一是微观上明确政府、企业、NGO、居民等各主体责任,鼓励建设政府搭台、企业主演、NGO共治、全民参与的市场化治理体系。

展望未来,这场垃圾分类之战,不只是一场上海人必须打赢的战争,而且还是一场事关所有国人的战争。如果连素质最高的上海做不好垃圾分类,我们的未来只能是垃圾围城。

二是宏观上从区域一体化角度解决城市垃圾问题,建议由国务院牵头,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环境保护部等,选择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京津冀、长三角等作为试点区域,对区域废弃物流量进行研究,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探索区域垃圾处理一体化模式。

现在,上海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在不久的将来,北京、广州、深圳一样会开始强制性垃圾分类,也没有退路可言。最后,既然我们都没有了退路,还说那么多干什么,那就开干吧。

来源:环保创业邦

[作者系众睿新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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